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西方世界最为知名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大都会博物馆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西南方向，主建筑物面积约有8万平方米，展出面积共计20多万平方米;2013年度参观人数超过620万人，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巴黎卢浮宫;在19个永久收藏品馆部中，博物馆藏有超过200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在室内设计方面，各馆部根据展品模仿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的风格，从公元前的古埃及、古罗马延续一直至现代美国。

　　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Asian Art)共计安排了54个展厅，其中有10个日本展厅，编号为223-232。与其他如中、印、韩等亚洲国家的展厅不同，日本展厅在布局上完全独立于其他亚洲展厅，这在客观上使得日本展厅在相应的公共关系策划和公共关系实施上拥有较大空间与主动权，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布展相比获得了先天优势。从公共外交以及国际公共关系研究的角度而言，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展厅对中国进行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发：

　　一、重新发现国际公共关系中的博物馆平台

　　从博物馆学的角度而言，博物馆是“科学研究及文化教育机构，也是物质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主要储藏室。”其主要任务是“搜集、保存各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和文献资料”。(引注部分参见傅正伦：《博物馆学概论》)从这些定义和表述来看，博物馆的功能更主要的是其内部建设、科研、保管和陈列。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博物馆功能的归纳，主流观点是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方面说。总而言之，从专业的博物馆学角度来看，博物馆面向公众的部分或对外的部分并不排在首要位置，甚至不是博物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然而，博物馆是天然的公共关系场合，特别是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和历史、文化、艺术类专业博物馆，更是开展公共文化外交和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的平台。

　　英国《艺术报》(The Art Newspaper)曾于2012年4月发布“2011年全球博物馆参观人数”报告，报告显示，该年度全世界范围内年参观人数达100万以上的博物馆有52家。而且，这些博物馆所在的城市与这些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如伦敦、巴黎和纽约分别有7家、5家和3家博物馆上榜。对于国际旅行而言，参观著名博物馆几乎是必然的选项，这一点可以从各种旅行类图书中的到印证。

　　大型博物馆还是经常性举办较大规模公共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之一。在实际操作中，博物馆经常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类特展、年展和双年展的落地提供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的固定展览和特藏部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和相对稳定的，可以进行深度公共关系策划的环节。特别是在海外大型博物馆中，以文明体划分的展品和展室构成博物馆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落地”型的长期运作，完全有可能实现公共文化外交的目标，以及实现塑造民族国家良好形象的国际公共关系目的。

　　二、如何在海外大型博物馆中塑造国家形象

　　与中国国内的大型博物馆相比，海外同类博物馆，特别是西方国家博物馆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常规展品来源几乎不受地缘限制。这当然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史有关，长期殖民海外，使得它们的博物馆有机会汇集世界各地的展品，久而久之，西方的博物馆就形成了宽泛的收藏习惯。反观不少中国国内的大型博物馆，其藏品来源相对要单一许多。

　　在展品权属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上，海外大型博物馆的这一特点，客观上使得在海外大型博物馆中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可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展厅与其他亚洲文明体展厅相比，形成了几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首先，展品安排上的传统与现代交融。日本展厅充分运用了相对独立和集中的10个展室给予的空间，在布展安排上，体现日本传统文化的展品(如和服、绘画及书法等)全部设置在依附墙体的橱窗内;现代展品(如现代雕塑、铁艺等)则全部安排在不设置橱窗、不依附墙体的展室结合部等处。在传统文化展品的介绍上，突出其历史感，在现代展品方面则刻意显示出创作者的年轻，在日本展厅的展品中，最早的展品可以溯及两千年前，最新的展品则是一位生于1980年的艺术家创作的工艺品。

　　其他亚洲展厅的展品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安排。例如中国展厅，最晚期的展品是晚清的鼻烟壶;在“中国庭院”的展示部分，也没有现代作品，而且中国展厅和“中国庭院”在位置没有融为一体，很难使公众通过大都会博物馆对中华文明的传统、延续和发展形成完整的认知。

　　其次，展室设计上的亲和力与动静结合。步入日本展厅，会明显发现其灯光、地毯和建材搭配都经过精心设计。展室色调和地毯设计，使公众很容易就能进入安静观展的状态。10个展室的整体分布呈长方形，没有采用略显呆板的一一对称结构，而是设计出一定的错落感。在231展室(最大的展室之一)，设计者专门安排了一个精简版的“日本庭院”，通过一方黑石，辅之以流水，营造出一种日本庭院的意境。仅仅是一笔勾描，就将滑石的灵动、清澈的溪流和湍湍水声结合在一起，驻足者多矣。

　　从公众的角度而言，这样的“日本庭院”，是否和日本展厅之外的“中国庭院”存在某种竞争关系，这样的想象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相对于日本展厅，被捆绑在一起的中国展厅和韩国展厅就显得在亲和度上不够突出，一方面，呈走廊式的中国展厅很难吸引参观者的驻足，另一方面，韩国展厅很难摆脱附属于中国展厅的感觉。

　　最后，注重展厅软环境与公众交流。这主要体现在参观者与展厅管理人员的互动方面。通过观察，博物馆为日本展厅安排了两到三个固定的工作人员，印度展厅则只有一个巡视性质的工作人员。日本展厅的最后一个展室即232室，被完全设计成了一个参观者休息室，配备有日式古典家具、介绍日本艺术的书籍、画册和宣传片。该展室专门配备一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和接待。这些通过博物馆进行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三、中国开展海外博物馆公共关系建设的问题与前景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发展与进步的特点是融入了不少新的思路，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国际文化公关作为国际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随着孔子学院布点、中外文化交流年、中国文学艺术作品外译等等活动，已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海外博物馆也可以成为公共文化外交的优良载体。不仅仅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日本展厅，韩国在欧洲大型博物馆(例如三星赞助卢浮宫的讲解器系统)的经营等例子，也可以支撑这一判断。

　　然而，从笔者目前访问过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的体会来看，中国元素在海外博物馆的布局和拓展仍有空间。然而，在中国情境下，大范围开展海外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海外博物馆中国展品的权属问题。海外博物馆中国展品回归问题，长期影响着中国国内舆论。在国内舆论不统一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面向海外博物馆的公共关系投资，具有较大风险。

　　第二、开展海外博物馆国际文化公关的实施主体问题。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进行海外博物馆国际文化公关，施动方往往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基金会和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虑及涉外问题，中国的国际文化公关中，政府主导、归口管理的做法还比较明显。

　　第三、海外中华文化团体对接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有相当多的华人社群，存在不少中华文化团体，如何对接这些团体的力量，在海外博物馆中开展国际文化公关等国际公共关系活动，也因为海外华人团体的分化，具有操作上的困难。

　　在中国开展海外博物馆国际文化公关的前景方面，本文认为，虽然有前述困难，但不能因此轻易放弃在海外大型博物馆开展国际文化公关的机会和阵地。国际文化公关需要精心的国际公共关系策划。这里仍以大都会博物馆为例，其中国展品中，有一个橱窗专门展示了“唐代来华人俑”，中国历代先民通过各种方式刻画出的鲜活外国人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特展主题。由外事部门和行业协会进行指导，通过公共关系公司的运作，联合对自身国际形象塑造感兴趣的国内企业，通过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展厅进行特展的方式，助推其打入西方市场，未尝不可。（文>张 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公共关系系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