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下行风险，二季度经济增速为6.7%，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6%，贸易顺差同比收窄27%，企业信用债违约上升明显，上证指数创下四年新低，人民币汇率年内贬值近10%，加之不断引爆的P2P互联网金融，这一切显示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正在上升，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恶化的当今，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笔者认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实体经济下滑或者经济结构的扭曲，做强实体经济即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对于做强实体经济笔者建议如下。

下调MLF利率以降低货币市场利率，抑制银行贷款利率的上浮，真正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尽管中央三令五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致力于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自去年以来央行推行的以MPA考核为核心的去杠杆导致今年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仅为8.8%，同比回落3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同业融资渠道收缩在降低银行杠杆率的同时也抑制了银行为企业融资的能力，最终导致企业（尤其是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建议央行降低MLF的利率，将其一年期利率由3.25%降至2%左右，这样可以降低银行获取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资金成本，从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同时对银行同业业务实行新老划断，控制增量，有序压降存量业务，实现社会融资规模的平稳增长，最终在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稳杠杆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目标。

大幅降低个人税收负担，有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0.4万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为8127亿元，占比约为8%，算是小税种之一。但是，由于中国当前主要税种增值税（占比33%）、消费税（占比约7%）、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三者合计占比10%）、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均为流转税，虽然是由企业缴纳，但企业通过调整销售价格直接转嫁给个人，最终纳税人仍然是个人，因此，个人真正承担的税负比例远高于个人所得税占比所显示的水平，至少在总税收中占比30%以上。因此，个税改革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如果真能大幅减轻个人税负，将极大释放国内居民的消费与投资能力，使14亿人口的中国不必依赖仅3.4亿人口的美国市场也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当下，建议通过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来减轻个税负担，比如把起征点由目前每月3500元提高到7000元（甚至更高，而不是当前征询意见稿中的5000元），同时把最高税率由45%降至35%（美国个税最高税率为37%），各档税率依次下调，这样才能切实降低个人税负，因为过高的个税边际税率已经导致高收入人群的避税和高端人才流失，也不利于中国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回流发展自主的高科技产业，而且高税负抑制了消费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向消费驱动的转型。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以减轻制造业的外流冲击，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维护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并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外汇等战略目标。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企业税负已明显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有调整的客观需要。201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显示，全球190个国家企业平均总税率（企业所交的税费占利润的比例）为40.6%，其中中国为68%、德国为48.9%、美国为44%（现已通过减税降至30%）、英国30.9%、印度为60.6%及俄罗斯为47.4%，中国总税率排名全球第12位，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为25%，基本增值税为16%，这两项合并，中国企业税负是美国所得税率21%的近两倍（美国没有增值税），这就是特朗普信心满满地认为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的主要原因。在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上升的当下，笔者建议政府大幅减轻企业税负，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0%，增值税由最高16%降至10%（其他等级增值税按比例下调），从而增强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扭转外资企业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的趋势，从而实现稳增长、稳就业和稳外汇等目标。

另外，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实现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中国防范金融风险也相当重要，因为这两者的涨跌反映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尽管从理论上讲，流动性风险是一切金融风险的最终表现形式，但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充裕流动性只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做强实体经济才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相比之下简单为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只不过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