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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深谙官场之道 知道哪些可以说了不做
来源:网易财经综合 编辑:小k 时间:2013/12/16 0:00:00
    知道冯仑的人,未必知道万通地产,正如知道任志强的人,未必知道华远地产。

  冯仑出了两本书,第一本叫《野蛮生长》,第二本叫《理想丰满》,写尽中国民营资本的过去未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看了之后,说这是同类书中写得最好的。

  这更像是说书的文字记录。每次他要讲一个主题,就会在公司宣传,谁爱听谁报名,然后几个人一碰头,在书房里一坐,冯仑就开始哇啦哇啦地讲。讲完了录音稿让速记员整理出来给他,他改一遍就算确认了。有人说,他的书很口语化,就跟坐在对面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内容就是他讲出来的。

  但他这些内容也不真是那么随便讲的。“他是一个对文字要求很高,有文字洁癖的人。”一位万通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所以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代笔,他也看不上别人写的发言稿,这跟他在中央党校任教时对文字和语言有过专业训练有关。

  镜头面前的冯仑,大都戴副眼镜,穿着西装或夹克,像个大学老师。如果他着一袭中式服装,还有几分仙风道骨。他是最早一批体制内下海的官员,也是当年海南地产市场最早的弄潮儿。

  冯仑是一个企业家,又被称为NGO(非政府组织)专家、商业界的思想家,身上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被誉为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了解政治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则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做的。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姐,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这是冯仑对自己的定义,通俗得略有粗俗的味道,但听者往往觉得准确、生动。

  他还解释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四大理想:“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一样的通俗、火辣、酣畅,正是冯仑的语言风格。

  王石说:“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一位早年在海南一起创业的万通六兄弟之一感叹: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快乐而有趣。

  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商界和朋友之间,更深入大众。冯仑的话,粉丝们爱称为“仑语”。

  11月下旬,万通六兄弟之一的潘石屹过生日发微博:“我50岁了,冯仑送我50万棵树,种在阿拉善,由会长任志强负责监督实施。冯仑大包大揽说,今后我的悼词他来写。但他比我大3岁。”此时,离六人当年在海南创业,已经过去了20年,大家各自发展,境遇悬殊。

  早期开发商

  冯仑给外人的印象是爱说荤段子,谈理想、谈男女、谈人生、谈政治,无所不谈,“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意人”,一位与冯仑有商业合作的人士称,“而且还是个较真的生意人。”据说,冯仑私下为人谨慎,并不随意开玩笑。

  很多人都不知道,冯仑和万通才是中国开发商的鼻祖,是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并从满地骸骨中爬出来的人,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

  1988年,冯仑原本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后人事变动、几度辗转,冯仑跟王功权、王启富、刘军、易小迪和潘石屹六个年轻人啸聚海南,成立了万通公司。“万通”这名字是冯仑取的,取义“路路通”。

  公司开张后,冯仑是大哥,负责排座次、定规矩、建立思想统一战线,还牵头完成了第一单别墅生意。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冯仑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边侃大山边在大排档吃宵夜。

  那时候正值海南地产水涨船高,开发商“天天过年、夜夜结婚”,万通的业务发展也很快。

  于是从1995年开始,万通施行多元化战略,迅速把业务分散到北京、上海和长春,冯仑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0.81% 资金 研报]并出任创业董事,完成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1994年甚至在美国投资了网络公司亚信。

  万通在几年内总资产增至30亿元以上,一时间风光无二。冯仑回忆说,男人很享受这种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感觉最好。

  但业务整合问题随之而来,万通的家底根本驾驭不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业务,1995年公司负债3亿元,六兄弟对未来的发展出现严重分歧,冯仑威信受到挑战,这也为后来分家埋下伏笔。

  在一番痛苦磨折之后,万通决定“自我革命”,按照“舍”字进行瘦身,将非地产主业一概剥离。

  此后十数年,万通在冯仑的主导下一路尝试了“美国模式”和“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施行了绿色战略和立体城市等新概念。然而从本世纪初至现在,万通在开发商的队伍中仅排中等,在业务规模上已经退出了第一梯队。

冯仑在被媒体问及此事时,显得不以为意:“我现在不拼刺刀,那是因为我拼过刺刀。”

  从海南地产泡沫中脱身,盲目扩大战线几乎翻车对他此后20年从商做人影响很深,他一直记着成千上万家开发商一夜之间消失的场景。一度,他在书里浓墨重彩描述中国民营企业的各种死法,感叹社会变革的摩擦期充满风险。

  他一直推崇企业采取反周期的措施,“别人办丧事的时候你办喜事,别人办喜事的时候,你居安思危,做好离婚准备。”

  他也推崇“商业模式的变革”,认为传统房地产业的特点是“五高”,即高负债、高存货、高资产、高风险、高回报,是没有前景的,开发商的出路应该是走美国模式,向价值链的上游走,做社区型商业中心,做CBD商业中心,变身为服务业、金融业。

  事实证明,虽然万通所倡导的模式的确是成熟市场的主流模式,但是至少中国在现阶段还是品牌、品质导向下的快速周转为王,而对比万通的保守,中海、龙湖和恒大这样的新兴力量却趁机狂飙突进,后来居上。

  一般来说,住宅公司的销售额是净资产的两倍三倍比较合适。而四年前恒大上市时负债率是780%,绿城上市前负债200%,龙湖上市前负债230%,如果在资本市场的小阳春中没上市,有些公司可能就没了。

  万通成立20年,正步入低风险、中速度、高回报的成熟期,而这些地产小辈成立六七年,正值敢于做风险决策、一心想做大的青春期。

  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时候。“这些年来地产市场的确很火爆,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一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万通上市之后只融了一次资,没有资本就没有速度和规模。

  “老冯温和,因为他没有赌性,王健林则是最有勇气、最有执行力、最勤奋的老板。”他表示,冯是教师出身,王是军人出身,前者没有后者这样强的执行力,在一个市场还存在很多机会的时候,就不会爆发性发展。

  “哥竞争的不是规模,是寂寞。”冯仑调侃说。

  根正苗红

  7月18日,冯仑在FT中文网发表“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一文,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表态进行评论,他对政商关系的表述,比起王石的“铁肩担道义”要温和,比起柳传志“在商言商”又更积极。

  “冯仑是温和的人,会拿捏分寸,拿捏到大家都觉得合适愉快的分寸。”上述万通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更重要的是,冯仑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商人。他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15岁入团,20岁入党,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此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武汉市经委任职。

  当时海南农业高技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队伍里的致富标兵”。

  他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刚开始做生意那几年,我睡在地铺上,有很多人进来打量后说,怎么这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但接下来就会说: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不去做科研,变成个体户了。”

  这样的出身,造就了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对政商关系的独到拿捏。

  冯仑从来不讳言中国的政商关系。他曾在《野蛮生长》中说中国的民营资本附着在国家资本之下,仰官员之鼻息又拉官员下水,巧取豪夺却又进退失据,最终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企业破产,老板锒铛入狱。

  他赞赏荣毅仁的人生智慧,说他一生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获得党和政府的“报之以李”。

  他更赞赏王石的“不行贿”,说这些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是成熟的专业管理团队应对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一个政府里的人曾经对冯仑说:我观察你们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发现你们老在河边站着,却从没湿过鞋,拐个弯又回去了,是不是政策水平比较高?冯仑答说,只是听党的话而已。

  台湾知名企业家辜振甫一直讲一句话:人生就是个舞台(他喜欢唱京剧),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冯仑的说法是,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没有尊严。

  像冯仑和陈东升、郭凡生、田源、王功权等人被称作“92派”,这些企业家多是体制内精英,在南巡讲话的影响下,选择了“下海”。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新秀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更多、更远,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他是一个风险偏好不高的人。”上述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也许是出身原因,也许是年龄原因,也许是经历使然,冯仑跟现在奉行狼文化的很多民营老板不同,他相信只有好人和聪明人能活下来,绝不做那些容易犯错误的事情,过分取巧、过分投机、过分变通、过分违规的事,都不做。

  王石曾说过,到现在为止,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

2004年4月,万通地产自成立十年来首次扩充资本,泰达集团全额认购万通地产增发的3.08亿股,成为万通地产最大的股东。这是一家国有资本。

  与同政府打交道相比,冯仑更喜欢做一些NGO和公益的社会活动,万通主张理性慈善,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捐款——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冯仑个人参加了包括阿拉善公益机构和世界未来基金等组织。

  “总体来说,公益和慈善对企业而言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个保健品,不是吃了就起死回生,但是经常吃虫草、燕窝,对身体一定有帮助。”冯仑如是总结。在运作慈善的过程中,他也得以结识和结交各界人士,扩大社会话语权,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近几年,冯仑俨然变成了“公益布道者”。他说:“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我比活在新闻联播里还幸福。”

  商界思想者

  冯仑新出的第二本书《理想丰满》原名叫做《建设新中国》。

  他在书里提及,追求物质上的幸福也很重要,但这是普通人的幸福,是个小幸福,而在精神上探索未知世界的快乐,才是最主要的快乐,也是大幸福。他常对身边人说,“财富的增加多一个零,感觉好像得到奥运会的冠军,而我现在想做的是破纪录。”

  1989年在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工作的伍继延,在新书《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里描述,他觉得万通六个人中,冯仑本质上是个社会贤达,而潘石屹骨子里是个商人。

  潘石屹在“江湖”沙龙栏目中谈到仑时说:“他就是我面前的一座山,永远越不过去。”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因为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冯仑得以在“文革”期间阅读了不少内部出版的“灰皮书”,比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等,这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不小。

  冯仑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梦想成为一个思想家,于是天天看书、琢磨;家长有时不让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就在台灯上面罩着报纸偷偷看,有一次困得睡着了,报纸差点儿被点着了;十三四岁那会儿不懂文言文,但会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往下啃。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考上中央党校硕士,22岁,是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冯仑回忆,当时满脑子是正面教育留下来的痕迹,好人坏人恪守一定规则,泾渭分明。但后来他变了。

  中央党校有一个党刊室,可以看到各种内参材料,反映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冯仑说,在那里,他颠覆了以前对是非的认识,发现人们看到的伟大未必真有那么伟大,而真实的东西一定在伟大的背面。

  他开始关注伟大的另一面,发现了很多让人失望的伟大、让人轻蔑的伟大、让人不崇敬的伟大、让人不愿追随的伟大以及让人不再敬仰的伟大。“所以伟大又是一个增魅和神化的过程。”他说。

  有一次冯仑和柳传志出去爬山,他开玩笑说,一个伟大的人就像站在山上,阳光照着他,他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从阳面上去的,但实际上他是从阴坡爬上来的,但是一个伟大的人,并不因为他从阴坡上去就见不到阳光。

  在他眼里,从现实通向理想的过程中,最重要是避免死亡,规避体制性摩擦,当体制转换、政策转换时,决不能生磕死扛。要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这不是唱高调,这都是保命的话,“因为这样才能从现在的拖拉机的土路开到未来的高速公路上去”。

  私下里,他不愿意看表面强悍的书(如《四书》、《五经》),爱看终极强悍的书(如《老子》《庄子》),他是一个圆润通达、谨慎务实的人。

  事实上,他一直在企业经营和为人处世中身体力行这套思想和价值观,并在各种活动上广为布道,一方面用“荤段子”的语言吸引眼球,扩大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用温和的方式为政府建言献策,这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

  2006年8月,以冯仑为主打形象的《风马牛》电子杂志创刊,它集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表现形式于一体,以冯仑为核心,从商业、行业、企业、生活等多方面,展现了他身边的大千世界和商道感悟,订阅量超百万。

  他无所顾忌地谈台湾,说台湾官不聊生,人民安居,礼义廉耻,身体力行,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2011年4月,万通成为第一家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开发商,推出了“万通台北2011”项目。在阳明山上建设度假公寓276套,底下有温泉,边上有高尔夫球场,出门可以上山看淡水河,看琼瑶写的淡水夕阳,买房人70%都是来自大陆。

  2009年4月,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签署租约,成为纽约最高建筑新世贸中心一号楼(自由塔)的“一号租户”。建设美国中心的时候,著名美籍华人靳羽西说,在美国被拉登强拆的地方盖一座最高的楼,在里面建中国中心,这让美国人精神上、价值观上受不了。冯仑说,我就想在这上面做(项目)。数年过去了,每年中国中心都主持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很多投资机构过来谈合作。

  为了做美国房地产项目,他十年里跑了50趟纽约,为了做台湾市场,他五年内跑了30趟台湾。

  冯仑说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要做到“公平”两个字很难,我们要理解这两个字背后的各种制度冲突、心理冲突,我们应该怎样努力以持久的微小变革,逐步接近相对公平。而用革命的手段去追求短暂的绝对公平,那对社会和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冯仑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他说,“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看不出原来的本色。”

  曾书生意气,患得患失的冯仑,已被生活摔打得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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